作为一种直播形式，秀场直播自诞生以来就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它强调的是主播利用颜值、才艺在直播间和粉丝实时互动，以此引来打赏。在秀场直播行业，直播公会是平台与主播之间的桥梁，主要负责招募、培训和管理主播。然而，这些直播平台上的“造梦工厂”却被某些不法分子当作犯罪的温床，引发无数的质疑与关注。从野蛮生长到成熟稳定，“造梦工厂”该如何守正合规？

  乱象丛生中，情感诈骗现象尤为突出。这类犯罪团伙常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文化传播工作室”的名义招募大量主播并对他们进行培训。等粉丝上钩，主播会和他们互加微信，建立亲密关系，至于每天聊些什么、朋友圈怎么发，都有着具体详细的方案。在粉丝打赏满一定数额礼物后，主播便以很多理由推托、拒绝和粉丝见面。

  为迅速牟利，有的直播公会要求主播一周内与粉丝谈恋爱，有的还会招募男运营和女主播搭伙诈骗。“男扮女、演双簧。你以为与你互动的是眼前的小姐姐，殊不知，对方可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诈骗团伙，为的就是让你打赏，以此牟利。”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检察院检察官章晓丹就曾办理过这么一起诈骗案。犯罪团伙根据被害人所在城市修改定位，以“奔现”为诱饵，骗取刷礼物，属于发生在直播间里的新型电信网络诈骗案。

  为助推直播行业健康发展，姑苏区检察院不仅督促当地法院向相关直播平台发出司法建议书，还联合公安等部门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宣传活动。

  发生在江苏的另一起特大网络直播诈骗案中，犯罪团伙甚至还安排专人“盯数据”——对于直播间在线人数、打赏金额、添加粉丝数量等不符合预期的，会有明确的目的性地“导入流量”，比如安排主播之间连线PK，看谁家粉丝刷的礼物更多、更豪华。

  镜头前的女主播则会不时抛出诱惑性话语，刺激粉丝不断打赏，直到将其钱财榨取一空。

  另一种手法是通过合成照片、视频，搞隔空“仙人跳”。发生在福建厦门的一起敲诈勒索案中，犯罪团伙先物色男性被害人，由业务员将其引导到聊天软件上，使用事先准备好的女性不雅视频引诱被害人进行视频，偷录被害人不雅视频，之后引诱被害人下载病毒软件，窃取被害人通讯录信息，之后以发布被害人的视频为要挟，向被害人索要钱财。

  此外，一些直播公会不惜为网络博彩、淫秽直播平台引流。直播公会会长自称“家族长”，以威逼利诱等手段招揽主播，统一培训、管理，并将他们推荐至不同平台。

  近年来，河南、广东、江苏、内蒙古等地对这类网络直播灰产进行全链条打击，办理了一系列案件。2023年，公安机关全链条打掉网络淫秽直播犯罪团伙13个，捣毁25个一对一网络淫秽直播App，涉案金额2亿余元。

  记者对近几年案例进行梳理分析后发现，直播公会涉嫌的违法犯罪行为最重要的包含诈骗罪、敲诈勒索罪、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开设赌场罪等。

  这些犯罪行为通常具有一套完整的操作的过程，从招募、培养、管理主播，到运营主播账号，再到后期割用户韭菜，每一环节都经过精心策划和组织。对于犯罪链条中的每个人来说，他们只需要专注于自己负责的部分。

  “这种分工明确、流程化的操作方式，使得整个犯罪活动更高效、隐蔽，给打击和防范工作带来更大的难度，尤其是在直播间开设赌场、进行淫秽表演的案件。”河南省濮阳县检察院检察官马丽珍介绍，此类案件主要的犯罪活动痕迹都是电子数据，隐藏较深，且赌博网站的服务器、运营人员大多在境外，这也使得证据的收集成为办案的一大难点。

  “网络上淫秽视频的广泛传播严重破坏了社会的道德风尚，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马丽珍说，下一步，濮阳县检察院将重点从未成年人互联网空间保护方面入手，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或制发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行政部门对网络色情、暴力信息治理，未成年人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社交软件身份认证等方面做整治。

  低门槛、高回报，在许多人眼中，秀场主播是“躺赚”的工作。然而，记者通过深入采访和了解后发现，这并非坦途。

  有的直播公会打着“高薪、舒适”的旗号，吸引人们加入，签约后却不给任何支持，甚至要求主播做“黄播”“赌播”。

  有的直播公会给主播签的是“埋雷合同”。合同中有几率存在限制主播离职、排他性条款等，但主播在签约时并没有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导致自己处于不利地位，离职后被原直播公会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后者这类情况较为常见。

  江苏天淦律师事务所电商娱乐业务部负责人王旭彬处理过600多起直播公会起诉主播的案件。在他看来，起诉主播似乎成了一些无良直播公会的盈利模式——从虚假宣传，到合同埋雷，再到恶意仲裁，提出高额违约金，直播公会形成了流水线作业，“从实际案例来看，基于合同签订自愿、内容系双方意思表示的原则，仲裁机构基本上都会支持直播公会提出的部分或者全部诉求，多数主播只能认赔”。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天泽娱乐法创始人郑小强律师说，此类情形往往发生在比较小且不正规的直播公会，其本质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做着违法的事情，很可能构成民事欺诈行为。

  “如直播公会存在欺诈行为，主播可依据民法典第148条及第157条申请撤销合同，并要求赔偿相应的损失。若直播公会主张的违约金过高，可依据民法典第585条，申请法院或仲裁机构减少违约金，维护自身权益。对于显失公平的条款，主播可以在应诉时积极挑战，主张其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

  王旭彬、郑小强均提到，要想构建健康的直播生态，第一步是要相关部门牵头制定行业规定，规范直播公会的经营，以此杜绝靠仲裁或起诉主播牟利的公司进入行业市场。

  郑小强建议，主播签约直播公会前，应尽可能去了解直播公会的主体资质、合作模式、经营状况和已签约主播情况，确保直播公会是合法正常经营的。同时规范自身行为，绝不通过性挑逗、性暗示等方式博取观众眼球，吸引观众付费赠送虚拟礼物。

  在广东省深圳市人大代表、罗湖区数字经济产业协会会长杨瑞看来，全国直播行业从业者人数已超千万，成为当下一支数量庞大的新兴领域就业群体，这批新业态就业群体急需提升社会归属感，劳资关系也要进一步规范。

  2021年2月，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旅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对照网络直播行业主体问题清单建立健全和严格落实主播管理、培训考核、举报受理等内部管理制度。

  2022年5月，中央文明办、文旅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网信办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其中规定，对于违规为未成年用户更好的提供打赏服务的网站平台，以及明知用户为未成年人仍诱导打赏的经纪机构和网络主播，从严采取处置措施。

  还有《网络主播行为规范》《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等文件，同样为直播行业划定了红线月以来，中央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清朗·整治网络直播、短视频领域乱象”专项行动，大力清理低俗庸俗、封建迷信、打擦边球等违法和不良信息。

  随着行业监督管理趋严，多个直播平台开始更新完善平台规则，针对低俗直播、不良PK等重点问题进行内部治理。

  例如，针对直播中出现的色情、赌博、诈骗等灰黑产行为，抖音配合公安机关持续线名；同时，对新入驻直播公会设置上线安全考核期，对违规直播公会进行清退处理，引入“健康分”主播分级管理制度，加大直播公会管理力度，完善直播平台长效管理机制。

  据了解，2021年9月，在文旅部市场管理司指导下，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正式成立“网络表演（直播、短视频）经纪机构委员会”，发起方包含无忧传媒、娱加娱乐等30多家头部经纪机构和媒体。

  一家直播公会的法务部人员表示：“我们格外的注意明确合同中的权责问题，现阶段所用的合同与刚起步时的相比，有很多变化。我们还会定期排查直播公会成员有无直播，并将直播过程中有不当操作的成员除名。”

  不过，在监管治乱政策与行业逐乱对策的长期博弈中，乱象似乎总能先于政策一步变异出更易于躲避打击的新模式。

  记者发现，网络上仍然有不少披着相亲、异性社交外衣的App。无论是多人PK，还是简单地聊天、唱歌、跳舞，依然有很多穿着暴露、挑逗用户的“非专业舞蹈”，屏幕角落展示主播的“擦边”照片和GIF动图。

  一位直播行业从业人员无奈地和记者说：“现在，有很多赌博活动很难被察觉，即使是用户，也需要经过层层审核才能进入（网络）赌博场所。内容审核很难做到完美无瑕。”

  “近几年，文旅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一系列有关政策，但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执法不严，缺乏高效的监督管理体系。同时，监管主体不明确，行业执行标准滞后，相关规定未得以落实。这一些因素导致了秀场直播间的‘沉疴顽疾’难以根除。”马丽珍说。

  多位受访者均表示，直播行业野蛮生长十几年，走向成熟稳定需要时间逐步推进。在察觉缺陷的同时，也应看到它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所创造的大量就业机会和对我们国家的经济的拉动作用。

  合规将是直播公会发展的新趋势。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君长期关注规范网络直播这一社会话题。在他看来，网络乱象尤其是直播打赏带来多种不利影响，要多措并举整治网络乱象。除了已有的约谈、指导等手段，在立法方面也要有所动作。

  李君建议，针对网络直播领域单独立规立法，规范整治网络直播领域内容，对审查、举报属实的网络直播平台实行退出机制，对违法主播实行封杀机制，构成犯罪的要承担刑事责任，提高其违反法律法规成本；同时，将利用网络直播进行赌博、卖淫、放高利贷等有关犯罪行为归入刑法，明确平台鼓励或放任的同样构成犯罪。此外，公检法要形成合力，持续开展网络乱象治理，提高对网络犯罪的打击能力，净化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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